《瞭望》:能源基地连年弃水 供给侧期待改革

发布日期: 2017-01-17 信息来源: 曾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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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一方面是四川作为全国清洁能源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却是大量清洁水电连续五年因为送不出、用不了只能白白弃掉。许多水电人倍感纠结——本应是“收获期”,没想到却等来了“寒冬”。

  2016年底,四川电力行业传出两则“重磅消息”:一个是大渡河流域的长河坝水电站和猴子岩水电站的首台机组并网发电后,四川水电装机突破7000万千瓦;另一个是2016年四川电网调峰“弃水”电量创下近五年来新高,约为142亿千瓦时,累计弃水天数达179天。

  一方面是四川作为全国清洁能源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却是大量清洁水电连续五年因为送不出、用不了只能白白弃掉。许多水电人倍感纠结——本应是“收获期”,没想到却等来了“寒冬”。

  四川、云南等地是我国当前水电开发的“主战场”,但上述地区大规模“弃水窝电”现象已持续数年。由于前期规划建设的大型水电项目不断投产,行业关注的外送问题尚无明确进展,加上中东部地区接纳西部水电的意愿减弱,“十三五”期间西南水电基地将面临很大的“弃水”压力。

  近期,记者在四川省走访调查发现,受发电量减少、结算电价偏低双重影响,部分水电企业经营收入锐减,尤其是新投产电站还本付息压力很大,经营困难。

  新近公布的《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了“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的目标,其中第一项重点任务就是积极发展水电。然而,业内人士表示,“弃水”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必将影响到水电发展的信心。

  连年“弃水”致行业亏损加剧

  四川是我国水力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进入新世纪以来,四川水电发展加速,溪洛渡、向家坝、锦屏(一、二级)等一大批骨干电源工程相继获批开建。由于大型水电站建设周期一般在8~10年,上述重大水电项目集中在“十二五”时期投产。来自四川省能源局的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四川水电装机年均增长18.1%,相当于每两年多就投产一座三峡电站。

  然而近年来,电力需求发生逆转。四川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速,从2011年的两位数水平急速下滑至2015年时-1.1%。这是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水电大量集中投产,电力需求减缓,电力供应过剩;水电需要全国平衡,但电力外送通道建设滞后,由此引发了四川水电连续五年“弃水”。

  据wellbet吉祥坊统计,2012至2015年间四川电网“弃水”电量分别达76亿千瓦时、26亿千瓦时、97亿千瓦时、102亿千瓦时。2016年,尽管四川全社会用电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仍未能阻止“弃水”扩大。

  记者在四川省内部分水电站走访发现,受连年“弃水”影响,不少企业经营形势愈发严峻,部分电站尤其是新投产电站面临着很大的资金压力。

  位于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境内的大渡河大岗山电站,总装机260万千瓦,是四川电力系统的骨干电站之一。大岗山电厂常务副厂长杨忠伟告诉本刊记者,在2016年5~8月大渡河来水较往年偏枯20%的情况下,电站仍然大量“弃水”,水量利用率不足50%。

  对水电站来说,弃掉的水都是“真金白银”。如果按照0.3元/千瓦时的上网电价粗略估算,2016年在川发电企业蒙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40亿元。而对于资源所在地政府,也要承担工业产值下滑、税费收入锐减等连带损失。

  同时,发电企业按照政府要求执行了直购电、富余电量等多种市场化电量政策让利实体经济,实际结算电价远低于价格部门批复的电价,进一步削减了企业的现金收入,还本付息压力增大。特别是许多新建成投产的电站,由于还背负着工程收尾的各种款项,更是“雪上加霜”。

  位于四川乐山市境内的沙湾水电站从2009年首台机组并网发电至今,短短7年时间经历了电力需求急速“由盛转衰”。电站业主中电建四川圣达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彭旭明告诉记者,沙湾电站的年发电量在2012年达到最高水平后,就开始逐年下滑。2015年,沙湾电站的发电收入扣除工程尾款后,利润仅几十万元。2016年,因发电量断崖式下滑,电站不得不向地方税务部门申请缓缴库区基金费。

  近年来,随着四川省内流域下游段开发基本“收官”,水电开发开始向流域中上游推进。那里交通基础设施更差、气候条件更恶劣、环保等硬性投入更大,开发的难度增大,电站单位千瓦投资不断攀升。“弃水”局面未有改善,一批新建成电站面临投产即亏损境地。

  “川电外送”屡屡受阻

  如果说电力供需失衡是本轮“弃水”的导火索,那外送通道建设滞后则是当前四川富余水电消纳与外送的最大“短板”。

  四川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布局的电源基地,到“十二五”末,四川跨省跨区电力交换能力已达到2850万千瓦,位居全国省级电网第一。但从四川超过8000万千瓦的电力装机和大约3000万千瓦的负荷水平来看,外送能力依然不足。

  早在2014年前后,国家电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就已通过各种途径,呼吁各界重视四川水电外送通道建设滞后的问题。当时,国家电网原定于“十二五”内投产的雅安-武汉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电线路(以下简称“雅武线”)未能如期核准。

  “雅武线”正是保障四川水电外送、避免丰水期“弃水”的关键工程。但当时由于国内电力行业对特高压交流技术的安全性、经济性等问题争论不休,处于项目核准关键期的“雅武线”“躺枪”。

  最终,国家电网不得不重新规划了一条四川至某中部省份的特高压直流输电线路。但没想到,项目在前期阶段就遭到了落点省份的反对,该省专门行文至国家能源局,表示不愿意接纳四川水电。

  wellbet吉祥坊副总经理陈云辉为《瞭望》新闻周刊分析指出,随着经济环境和供需形势的变化,中东部地区出于“稳增长”压力,更倾向利用当地的火电而非接纳外来水电。特别是2016年1月全国火电调价后,部分上网电价偏高、季节性特征明显的水电更加缺少优势。

  截至记者发稿前,该项目推进仍无新进展。“十三五”期间,四川已确定的新增通道仅有川渝电网500千伏第三通道工程,预计2017年7月底建成,可增加约200万千瓦的外送能力;但“十三五”计划投产的电力装机约有2000万千瓦,“弃水”或将进一步加剧。

  水电“弃水”还直接影响到光伏、风电的发展。国家电网副总经济师、西南分部主任王抒祥分析,在水电富集地区,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同样十分丰富,尽管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因周期短、政策好,增长极快。由于这些能源与水电的消纳市场和外送通道相同,水电“弃水”问题若未得到妥善解决,势必将与光伏、风电的并网形成冲突。

  “弃水”困局为何难解

  说到“弃水”,不少电力人都会想到上世纪末的“二滩弃水事件”。位于四川攀枝花市雅砻江下游的二滩水电站是我国在20世纪建成的最大水电项目,从规划、建设到并网都开创了中国电力工业史上诸多先河。但从首台机组并网发电起,二滩电站就遭遇“卖电难”。

  当时,受用电市场变化、川渝分立、当时的电力调度体制以及二滩电站自身负债高、上网电价高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二滩电站投产3年的弃损电量达到183亿千瓦时,大大高于同期实际上网电量。

  “二滩弃水”轰动全国,引起了时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切,直接推动了“西电东送”战略出台和“厂网分离”的电力体制改革。正是这一系列举措,帮助二滩以及当时与二滩情况类似的一批水电站走出困境,西南水电也就此迎来大发展。

  “二滩弃水事件”已经过去近20年,如今四川再度面临严重“弃水”,且本轮“弃水”时间之长、程度之深,已远远超过“二滩弃水”。电力行业人士不禁反思:解决“弃水”为何这么难?

  首先,过去十余年间我国电力市场增长迅猛,但由于“十一五”、“十二五”没有出台全国统一的电力规划,不同能源形式之间、电源与电网项目之间、各地区之间的统筹不足,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电力的无序建设。

  尤其是经济换挡后,部分地区借简政放权之机,大建火电机组刺激当地经济,不仅挤占了清洁能源的消纳空间,更为本已饱和的火电产能“浇了一把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统计显示,2016年1~10月全国基建新增火电产能3067万千瓦,但全国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数却创下2005年以来同期最低。

  其次,鼓励支持清洁能源发展的政策体系还不健全。业内人士指出,尽管“西电东送”是国家战略,但由于缺少指令性计划,地方在协商过程中,很难平衡各自的利益。

  同时,水电行业多年来一直反映,在各类能源中水电的上网电价长期处于最低水平。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云华认为,按成本定价的机制无法体现水电作为清洁能源的价值,也就无法通过价格引导市场,亟待改革。

  四川省能源协会秘书长、四川大学教授马光文对《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应参照光伏、风电模式,将水电纳入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和强制消纳保障范围;还要通过构建合理的市场交易方式、价格补偿机制,促进清洁水电在全国范围优化配置。

  第三,电能替代还需加快。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中占比达64%。不清洁的煤炭利用已成为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近期,中央也提出要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尽可能利用清洁能源,加快提高清洁供暖比重。

  业内人士认为,加快电能替代,引导形成新的电力消费增长点,有助于加快富余水电的消纳。陈云辉建议,相关部门应出台政策支持在城市商业体、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开展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加快建设智能充换电网络,推广电动汽车、工业电炉、电蓄能调峰工程,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新华社记者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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